邢邵酬魏收诗反映北齐史官的工作与生活吗

顷读牛润珍先生《从邢邵（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看北齐史官的工作与生活》（《光明日报》3月24日《历史周刊》），深为作者的独特视角和活泼文笔所吸引。但初览一过，似有不解，复经研读，竟更增疑窦，故草此小文献疑求教，或不免吹求之讥。

1、邢邵酬诗标题与写作时间牛文认为魏收原诗（已佚）和邢邵酬作当写于北齐文宣帝天保四年（553）至五年魏收专职编撰《魏书》之时。邢邵（子才）酬诗最早见录于唐徐坚等编的《初学记》，且两见（中华本卷3页62，卷12页300），均题作《北齐邢子才酬魏收冬夜直史馆诗》。但宋李等编《文苑英华》所收此诗，却题为《冬夜酬魏少傅直史馆》（中华本卷190页933），后来明冯惟讷编《古诗纪》（卷120），明张溥编《汉魏六朝一百三家集》（卷109），所录此诗题目亦本于《英华》。宋初编修《英华》等大型类书时，能见到的文献资料远比后代为多，所录邢邵酬诗标题不同《初学记》，当别有所本。而且古人间的酬应之作，一般不会直呼其名，《英华》的题目可能更接近原题。近人丁福保、逯钦立辑录北齐诗，邢诗题目均同《英华》。更重要的是，今读此诗，可知《英华》的标题颇切合其诗内容：诗的前半部，从“年病从衡至”到“夕息故无宽”，正是以朔风呼啸、霜寒逼人、灯光摇曳、烛影明灭的冬夜起兴作比，感叹自己风烛残年、体衰病多的人生晚景，笔触苍凉，情绪低落；自“忽有清风赠，辞义婉如兰”，笔锋灵巧地转到魏收赠诗，语调情绪亦为之一变，其中就魏诗“叹三友”、“惭一官”等内容所作的酬答，颇含深意，语繁不赘。如果《英华》所录诗题和我们对诗的理解不误，题中称魏少傅，而魏收于天保八年（557）夏始任此官，则魏、邢间的酬唱至早只能写于这个冬天（参缪钺《魏收年谱》，《读史存稿》页104），不可能是天保四年前后魏收专职主持《魏书》编撰之时。至于魏收诗以“直史馆”为题，乃因他受任太子少傅时，又有“监国史，复参议律令”之职（《北史》本传），所谓“国史”即北齐史（《北齐书·阳休之传》），当时《魏书》早已完稿。

2、邢邵是否参与了《魏书》的编撰审订牛文的回答是肯定的，但史籍中无此记载。牛文首先将邢邵酬诗的写作年代推定在魏收专职编撰《魏书》时，再据《魏书》写作班子中有国子博士刁柔、裴昂之，推定身为摄国子祭酒的邢邵“不可能不过问”《魏书》的撰写；复据天保元年文宣帝曾下诏向“王公、文武”乃至“民庶、僧徒”征集国史资料等，推定历仕北魏、东魏的老臣邢邵自必参与了史馆的撰史工作；最后根据酬诗中“审谕虽有属，笔削少能干”（此据逯钦立《先秦汉魏南北朝诗》录文，中华本第2264页。“干”，《初学记》卷12作“干”，卷3作“刊”），认定邢邵亲自审订了部分（魏书）史稿。上述推断或有疏漏。抽调到《魏书》编撰班子里来的，除了国子博士刁、裴二人外，还有通直散骑常侍房延、司空司马辛元植及尚书郎高孝（《北史·魏收传》），难道这些部门的长官都要过问、参与撰史工作？国史资料的提供者更不等于国史的编撰者；魏收的原诗既佚，邢邵酬诗中的“审谕”、“笔削”究属何指，殊难遽断，若仅从酬诗上下文看，与其说是审订史稿，毋宁说是魏收就赠诗求正。况且天保八年《魏书》早已完稿奏上，当时尚未下诏正式颁行，故稿本深藏秘阁，非经诏许外人不得擅自查阅、传播，卢思道就曾因之而得罪（《隋书》本传）。邢邵既非史官，又与魏收素有嫌隙，想必魏收不会违背法禁，私自请邢邵审订自己主撰、尚待颁行的史稿。

3、酬诗中的冬夜是否描写了史馆夜班室的工作与生活情景牛文认为邢邵酬诗“况乃冬之夜，霜气有余寒”云云，反映了北齐史馆冬夜值班室里“无任何取暖设备和燃料”，“兼豆未能饱，重裘讵解寒”的“兼豆”、“重裘”，“似是史馆宿值常例衣食，属于加班生活补助。兼豆煮熟或炒熟，发给史官，但数量有限，不得温饱”。即使按照《初学记》所录酬诗标题，冬夜值于史馆的也只能是魏收，而非邢邵。如果按照《文苑英华》及后世学者一致公认的酬诗标题，“冬夜”是邢邵写作酬诗的特定时点。酬诗中的“冬夜”诚然凛冽萧索，但邢邵借以传达的主要还是自己悲凉伤感的心境。传世的邢邵诗还有一首《冬日伤志篇》，其中“繁华夙昔改，衰病一时来，重以三冬月，愁云聚复开……时事方去矣，抚己独伤怀”，与酬魏收诗的表现手法及心境如出一辙。如果上考不误，牛文从邢邵诗中所看到的北齐史官的工作与生活，就要重视新审视。天保八年魏收51岁，仕途畅达，独步文坛，他以大臣监史，属于差遣，其俸禄则据其本官，既属优厚，亦无关史职，而且他当年主撰《魏书》时受贿，也并不是起于饥寒。邢邵长魏收10岁，已逾花甲，虽因年老体衰，政治上不甚得意，心情消沉，但毕竟德高望重，位显禄厚，也同样不会有温饱问题（详考不赘）。所谓“兼豆”、“重裘”，牛文理解或误。按《说文解字》（中华本页102）：豆，古食肉器也。“兼豆”意同“兼肉”、“兼味”。《尸子》辑本卷下：衣不重帛，食不兼肉；《盐铁论·刺复》：衣不重彩，食不兼味。“重裘”即厚裘，《三国志·王昶传》引谚语云：救寒莫如重裘，止谤莫如自修。邢诗原意盖为：因体弱多病，饭桌上虽有几个菜肴仍无法消受，身服厚裘还是感到寒冷，何况这北风呼呼的冬夜。故“兼豆”自非“煮熟或炒熟”之豆，“重裘”亦与冬夜北齐史馆有否“取暖设备和燃料”无涉。南北朝时作为普通史官的著作郎、著作佐郎，亦因职任清显，成为大族子弟的入仕要津。至于待遇，若就制度规定（见牛文），史官绝不至于饥寒。牛文称韩显宗在孝文帝时因专任史职，导致家境清贫，死后无丧葬费，须朝廷“加以缯帛之赙”。实际上韩显宗提任史职时自称“安眠美食”，他后来改任外职，因事忤旨，被夺爵位，以致郁郁而死。死后朝廷念其军功，追复爵位，赐以缯帛之赙，本属“礼也”，即按照礼典行事（《魏书》本传及墓志，参《通典》卷86，赙），而无关其家境清贫与否。